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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就是“好人有個說理的地兒”

字體大小:                        2016-02-16  來源:人民法治網  點擊:5646

編者按:自上期開辟了有關創建“幸福中國”的專欄以來,讀者反響強烈,並希望就此問題繼續展開深入討論。為此,本刊將組織一係列有關創建“幸福中國”的研究和評論文章,針對創建“幸福中國”的八大要素予以論述。這些文章將從國家與社會治理高度出發,以如何提升人民幸福感為研究方向,深入分析百姓幸福生活願景背後的國家理念和構建要素,從而為創建“幸福中國”的宏偉藍圖提出參考性建議。這八大創建要素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公平正義類,包括公正治理、私權保護、社會參與、和諧交往;另一類是民生改善類,包括充分就業、社保托底、環境優化、國家安全。本期刊出第一篇:公正治理。

                 幸福就是“好人有個說理的地兒”
           ——“幸福中國”八大創建要素之公正治理篇
                              文/單一良

  一想到幸福生活,在你頭腦中可能會浮現出如下場景:寬敞的房間,豐盛的聖誕晚宴,豪華的座駕,餘額充足的存折,假期夏威夷的海灘、普羅旺斯的薰衣草,其樂融融的家庭,還有同事對你的尊重,朋友對你的羨慕。或者你和電影《求求你表揚我》中楊紅旗想的一樣:“幸福就是,我餓了,看到別人手裏頭拿著個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見別人穿了件厚棉襖,那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個坑,你蹲那了你就比我幸福!”

  由此可見,幸福是個人對社會狀況的滿足感,它是每個個體在特定生活條件中的“最佳答案”。而幸福感往往基於這樣的一個社會環境:清明的政治、繁榮的經濟、健康的社會和綠色的生態,幸福的獲得感依賴於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為其提供各種民生保障。

  民生的改善是百姓幸福的重要途徑,但這樣的途徑必須要有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才能實現。愉悅感、穩定感、安全感的滿足程度與人民幸福密切相關,而公平正義有助於利益合理分配,提升人民的愉悅感;有助於增進政府的信任度,加強人民的穩定感;有助於社會良性運行,確保人民的安全感。因此,個體幸福的實現需要國家在社會治理中踐行公平正義,真正讓好人有個說理的地兒。

  因此,無論是吃肉包子、穿厚棉襖和上茅房,還是財富、權力和社會地位的取得都是百姓幸福的基本需求,也是他們最大的關注點,但要解決這些問題,如果放在國家和社會層麵,其核心就是如何創造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因為錢不多官不大,老百姓可以忍受,甚至還可能比高官巨商們過得心境平和、悠然自得,因為畢竟尚有一個肉包子吃,但如果社會不公,盡管你可以吃大餐,生活優裕,卻可能一夜之間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投入大牢,心中有冤而無從申訴。

  著名的社會學家孫立平教授認為,人最大的痛苦是沒地方說理,令好人寒心的社會就是最壞的社會。沒有公平正義,就沒有道德的基礎,道德的底線就會喪失;沒有公平正義,不滿和衝突就接踵而來;沒有公平正義,每個人都覺得是受害者是弱者;沒有公平正義,就沒有合理的財富分配。實際上,如果沒有公平也就沒有真正的民生,沒有公平正義,就沒有社會的穩定。所以,公平正義是社會長治久安、百姓幸福生活的基礎和保障。比如,在革命年代,和延安相比,重慶、南京都是大城市,物質生活非常豐富,但還是有那麽多的仁人誌士奔赴延安。因為延安有民主、有公平、有正義,所以人們會覺得更幸福。

  公正產生於比較,而幸福感也是相對的,要緊的不是擁有什麽,而是沒有什麽。楊紅旗的不幸福來源於別人的肉包子、別人的厚棉襖和別人的茅坑,從社會學角度看,這叫“相對剝奪感”。所以,一個擁有上億資產的企業家也可能會說“不幸福”,他確實有著你所沒有的痛苦事,這些你曾經奉為偶像與楷模的“強人”實際上在另一群體麵前根本就是“弱勢群體”。目前,無論是普通公務員、領導幹部、警察甚至有的法官都對自己的狀況不滿,其根源就在於缺乏一個社會統一的公平正義準則。郭沫若曾說:“一個人最傷心的事無過於良心的死滅,一個社會最傷心的現象無過於正義的淪亡。”

  相對幸福的國家有兩種類型。一類是在傳統社會背景下的幸福,例如不丹;另一類是現代社會背景下的幸福,例如丹麥。這是兩種不同的幸福感:不丹的幸福感是在很特殊的情況下產生的,這種特殊條件是與外界隔絕和宗教信仰;而丹麥的幸福感則是擁有發達的經濟與高福利待遇,是貧富分化最小的國家,全球清廉指數排名第一,民主政治成熟,法治、安全感和生活可測性強,生活方式輕鬆。

  目前,中國已經進入現代國家之列,其幸福感自然不同於傳統社會的不丹,而更需要從丹麥這樣的歐美現代國家中尋求路徑。從現代國家發展曆史來看,很多國家都經曆過類似目前的發展階段。比如19世紀末的美國經曆了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但政治上腐敗嚴重、經濟上寡頭壟斷、權力和資本勾結等現象普遍存在,整個社會生活沒有規則,道德墮落,缺乏公平正義,社會生活“西西裏化”趨勢嚴重。但它通過三個非常重要的階段讓社會得到了重要改變。一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社會進步運動,二是羅斯福新政時期的社會改革,三是20世紀60年代建設“偉大社會”的運動。

  中國也正經曆著美國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社會變革。盡管經濟發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一些地方政府出現濫用權力、暴力截訪、血腥拆遷等失範行為,腐敗開始成為一種民眾無可奈何甚至隻能默認的現象,潛規則成為基本的為官為人之道,強勢利益集團在財富的掠奪上肆無忌憚,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的事件頻繁出現。而權力失控的直接結果是社會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在降低。加之政府公信力喪失,道德優勢弱化,強力與強製手段替代了公平正義的社會治理方式。“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最能體現公平正義的司法機構作為法律實施和社會控製的基本形式和重要手段,具有引領社會風尚的功能和作用,而如果司法做不到公正公平,特別是一些執法部門的腐敗使得民眾有冤難伸,這將會使得更多的領域出現道德失範、誠信缺失等現象,影響到社會和諧穩定與信任互助。

  對於解決之道,孫立平教授認為,中國也需要一場社會變革,需要一場社會進步運動。這場社會進步運動的目標就是製約權力、駕馭資本、製止社會潰敗。公平正義是一種社會治理的結果,因此這一場運動在頂層設計和路徑選擇上要把公平正義作為核心訴求,樹立發展成果全民共享理念,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和表達機製,包括獲得相關信息的機製、利益訴求表達的機製、訴求凝聚的機製、施加壓力的機製、協商談判的機製、矛盾調解和仲��的機製,堅持所有人主體地位平等,努力促進社會更加公平正義,讓老百姓更有尊嚴更體麵地生活。

  同時,要營造具有安全感和希望的社會生態。要建立一種製度,給人們提供安全感,通過製度的確定性和可預期性,降低人們的焦慮感。比如,財富的穩定性、職業和收入預期的穩定性、通貨膨脹與貨幣穩定性。平安穩定是重要基石,要更加注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平安建設和法治建設,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安定有序。

  另外,要形成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改變目前社會上普遍的弱者心態與社會生態。而公平正義的社會有賴於社會組織的發育。社會組織是社會自組織能力的載體,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這些社會組織,以應對可能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從而使社會生活能夠有序進行,降低社會轉型的風險。

  在一個公平正義的現代國家,楊紅旗與那些達官貴人們在幸福感上是沒有差別的,因為即便錢不多、官不大,他還會擁有肉包子、厚棉襖和解決生理問題的茅坑,那個不為衣食擔憂的商賈也不再有被無端投入大牢的風險,大家雖然財富、權力和社會地位不同,但同樣擁有獲取幸福的自由和尊嚴。隨著國家和社會致力於構建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那種銷蝕幸福的“相對剝奪感”會逐漸消失,而留在心底的也就是那一份可以細細體味且個性獨有的暖暖幸福了。

                             (本文刊載於《人民法治》2016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