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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宇:中國新疆暴恐犯罪的現狀與對策

字體大小:                        2015-09-09  來源:《戰略與管理》2015年第二輯  點擊:6615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新疆在我國西北邊陲,占我國領土麵積的六分之一之多,其在戰略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研究新疆問題,尤其是研究新疆的穩定問題,就是研究中國問題,就是研究中國崛起的問題。近年來,新疆暴力恐怖主義活動頻繁,影響了新疆的穩定,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因此,有必要加強對新疆暴力恐怖主義犯罪的研究。下麵,筆者將根據自己對這一問題的長期觀察和思考,描述新疆暴力恐怖主義犯罪的現狀,並在此基礎之上,提出幾點對策建議。

一、現狀

(一)中國新疆暴恐犯罪形勢嚴峻

在我國新疆,暴恐犯罪的突出表現就是東突恐怖主義分子的興風作浪。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東突”恐怖主義的發展經曆了再度興起、相對沉寂與新一輪高發期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1990 年4月新疆阿克陶縣巴仁鄉發生暴亂到 2001 年“9•11”事件,是“東突”恐怖活動興起時期,也是本土滋生的“東突”恐怖主義外溢並與“基地”組織開始合流的時期。這一時期成立的其他“東突”組織還包括“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世界維吾爾青年大會”、“東突厥斯坦新聞信息中心”等。它們在這一時期製造了大量恐怖事件。根據 2002 年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東突”恐怖勢力難脫罪責》白皮書的不完全統計,從 1990 年至 2001 年,境內外“東突”恐怖勢力在新疆境內製造了至少 200 餘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各族群眾、基層幹部、宗教人士等 162 人喪生,440 多人受傷。這一時期警方共打掉民族分裂暴恐組織團夥503個,依法處置6328人。

第二階段,從“9•11”事件到 2009 年,“東突”恐怖組織遭到沉重打擊,進入沉寂期。一方麵由於“9•11”事件後國際反恐力度加大,另一方麵由於中國在上合組織框架內強化了與俄羅斯和中亞國家的反恐合作,為逃避打擊,“東突”恐怖組織不得不進行策略調整,采取所謂的文武並用“兩條腿走路”策略。一方麵強調文煽,“三股勢力” 利用各項社會發展中的問題極力煽動民族對立,撕裂政府與群眾的關係,潛移默化地傳播“雙泛”(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思想;另一方麵強調武擾,鼓吹聖戰,實施暴恐犯罪,製造恐怖氣氛。

第三階段,從 2009 年新疆烏魯木齊“7•5”事件至今,是“東突”恐怖組織由外而內滲透、策劃、實施恐怖活動的高峰期。2009 年 7 月 5 日,在“世維會”的煽動下,境內“東突”勢力在烏魯木齊製造了“7•5”嚴重暴力恐怖事件,造成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傷。2010年以來,在國際恐怖主義卷土重來的背景下,境內外“東突”組織相互勾結,在境內更是頻頻製造大量恐怖事件,“東突”恐怖活動由此進入了一個常態化時期。

“境外有種子,境內有土壤,網上有市場”。在一段時間內,新疆暴恐案件時有發生。暴恐犯罪2009年公安機關破獲暴力組織團夥案件122起,2010年偵破暴力恐怖組織團夥案134起。2001年到2010年,這10年新疆公安機關偵破和打掉暴力恐怖組織團夥579個,依法處置涉案人員7890人。其中2006年至2010年,偵破和打掉暴力恐怖組織團夥就有448個,抓獲涉案人員5922人。2011年、2012年偵破暴力恐怖組織團夥案100起以上,2013年、2014年偵破暴力恐怖組織團夥案200起以上。情況表明,較之前些年暴力恐怖活動頻率不但沒有降低,而且危害在加深,傷亡人員特別是無辜群眾增多。2014年新疆穩定形勢更加嚴峻,處於暴力恐怖活動的活躍期、反分裂鬥爭的激烈期、幹預治療的“陣痛期”“三期疊加”狀況沒有改變,較高頻率地發生暴力恐怖襲擊案件,較大的暴恐案件有5•22烏魯木齊早市暴恐襲擊案、7•28莎車暴恐襲擊案、9•21巴州輪台暴恐襲擊案。而且,一些案件繼北京“10•28”、雲南昆明“3•01”案件之後向內地延伸,表現出暴力恐怖勢力的囂張氣焰。具體來說,近年新疆暴恐犯罪呈現出以下一些特點:

一是極端化。武力對抗激烈,聖戰、殉教、上天堂意識強烈。作案人員均受宗教極端思想洗腦後,極端化的偏執性心理占居思想的主導地位,很快滋生暴恐思想,鋌而走險。新疆暴恐犯罪呈現出“宗教極端分子不一定是暴恐分子,但暴恐分子一定是極端勢力”的特點。

二是家族化。近年來形成的暴力恐怖團夥多以家庭成員為主體,結夥抱團,以家庭為主要聚集的載體。2013年巴楚縣“4•23”暴力恐怖襲擊案、鄯善縣的“6•26”恐怖襲擊案、洛浦縣的“7•15”恐怖襲擊案、北京“10•28”金水橋暴力恐怖襲擊案件無一不體現這一特點。

三是女性已經成為暴恐犯罪的主要群體。“三股勢力”不遺餘力實施所謂“母親工程”、“兒童計劃”,將婦女兒童推向“聖戰”前沿。利用女性的性別、性格優勢與我展開新的對抗。2013年12•15案件、11•15案件、10•28案件、9•21案件均有女性成員參與。新疆阿克蘇地區2014年9月更還曾打掉一個全部由女性構成的犯罪團夥。

四是年輕化,受宗教極端思想洗腦嚴重。暴力恐怖團夥成員以“80後”、“90後”的新生代人員為主體。青少年不僅成為極端勢力極力拉攏的對象,而且已成為暴恐犯罪活動的主體。2014年6月15日,發生在新疆和田市一家棋牌室的暴恐犯罪,三名暴徒,兩個隻有18歲,另一個19歲。2014年7月30日,新疆一位德高望重、伊斯蘭教義造詣深厚的宗教人士居瑪塔伊爾大毛拉,被殘忍殺害,而殺害他的人居然隻有19歲,幕後指使人也隻有18歲,另外兩名被擊斃的罪犯為22歲、23歲。

五是低文化。由於新疆特別是南疆優質教育資源較為缺乏,相當數量的中小學生上完小學後因上不了初中就輟學回家,相當數量的初中畢業生因上不了高中又輟學回家,相當數量的高中畢業生上不了大學而輟學回家的更不是什麽稀奇事了,以至於大量的城市青年、農村青年閑散在社會上無所事事,很容易被人召集利用。受宗教極端分子影響或誘惑的主要是一些文化程度偏低的年輕人。

近年來偵破的暴力恐怖團夥案件,涉案人員絕大多數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5%,更有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暴恐分子連自己姓名都不會寫。和田地區洛浦縣近10年來發生的團夥案件中,隻有一人是高中文化程度。

(二)宗教極端主義滲透嚴重

在新疆,宗教極端主義及勢力與民族分裂勢力和暴力恐怖勢力相勾結,從事煽動破壞活動,危害社會政治穩定。新疆的宗教極端主義,宗教是旗幟,分裂是目的,暴力恐怖是手段,形成了�位一體。新疆的宗教極端勢力打著宗教旗號,鼓動群眾反對所謂“異教徒”,挑起民族矛盾,煽動開展“聖戰”,妄圖推翻現政權,建立政教合一的國家。宗教極端勢力往往通過大辦地下經文班、習武點,培植骨幹和暴力恐怖分子。在群眾中,他們散布反動宗教書刊、影像製品,搞“台比力克”等宗教非法活動,極力鼓吹在公共場合穿吉裏巴甫服、裏切克服、蒙麵、年輕人留大胡須等,肆意幹涉維吾爾族傳統民族風俗習慣,導致南疆許多農村地區一度出現婚禮不笑、葬禮不哭、不讓唱歌跳舞、不準抽煙、喝酒等不正常社會現象。可以說,新疆地區的宗教極端主義已經成為民族分裂勢力和暴力恐怖活動的精神武器。

在宗教極端主義思想“洗腦”後,極端化的偏執性心理占居思想的主導地位,反對使用國家發行的貨幣,抵製國家發放的身份證、結婚證等一係列有效證件;少數頑固分子以不合伊斯蘭教法為名,幹預司法、婚姻、教育,不交納國家法定稅,不穿漢人製造的衣服,不吃漢人製造的米飯,不走政府修的道路,等等。同時,受宗教極端思想 “洗腦”的人很容易滋生暴恐思想,鋌而走險,自殺式恐怖襲擊增多,頂風作案,氣焰很囂張。例如2010年“5•23”皮山縣皮西那鄉地下密室教經案最為典型,其網羅阿克蘇、喀什79名學經人員,集教經、習武、“聖戰”培訓為一體,男性發迷彩服、女性發統一的黑色外衣和褲子,每天誦讀自編聖戰詩歌,高喊聖戰口號,隨時準備聖戰殉教,危害極大。

(三)新疆與內地的交流不足

新疆地處歐亞大陸的地理中心,被視為多元文明和民族融合的夢想之地。但現實中,新疆地區周邊環境複雜,經濟文化落後,民族與社會矛盾交錯,宗教衝突複雜,這些放諸全球皆稱棘手的難題,是施政者謀求長治久安的必解之題。

新疆與內地相隔路途遙遠、交通不便,南疆地區至今還是以粗放的綠洲農業為主,沒有形成規模化的工業體係,而生產方式決定交往方式,沒有交往就不可能有交流。沒有交流必將導致生活的隔絕、文化的隔絕,造成心靈上的隔閡、生活上的誤解、文化上的誤解。文化教育的落後,語言、文字的不便,更助長了交流的困難和差距。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等方麵長期處於一個弱勢地位,這會使他們對同民族、同宗教、同語係的,親近感更強,關注和支持度更高。這就為“雙泛”思想和狹隘的民族情緒的滋生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隨著伊斯蘭教某些教派近年來在新疆的滲透傳播加劇,其主張的嚴格信奉唯一的安拉、堅持以《古蘭經》聖訓立教、倡導穆斯林團結,共同對敵等教派觀點被極端主義分子所利用,將其歪曲之後迷惑了很多樸素的信教群眾,更加劇了生活方式的宗教化,日趨自閉、保守、封閉、落後。

加之,暴力恐怖主義犯罪活動在新疆不時發生,對於過去長期因此類事件在公眾的輿論和話語中被“汙名化”的維吾爾族人愈發雪上加霜。無論在新疆還是內地,他們都難以完全擺脫被戴著有色眼鏡審視的局麵,在日常生活中則會麵臨各種顯形或隱形的社會維穩管理措施。相應地,也會加劇新疆與內地的隔閡,導致新疆社會的封閉。

(四)經濟發展問題

從全球範圍內看,暴恐犯罪頻發的原因之一,經濟原因是重要原因,經濟差距是主要誘因。

新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99年的第十七位退居到2009年的第三十位,全國倒數第二。農民人均純收入的位次雖然變化不大,但十年間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則在不斷拉大。

在第一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召開前,僅南疆喀什、和田和克州三地州幾片互不相連的綠洲上,就密集居住著全區超過三分之二的貧困人口,大部分都是少數民族。脆弱、狹窄的生存空間擁堵著巨大的剩餘勞動力,不但生活壓力大、脫貧困難重重,同時也構成了滋生違法及犯罪行為、蓄積衝擊社會秩序的巨大能量的溫床。而北疆的貧困人口中,也有許多是少數民族。地理上的封閉,經濟上的落後,基礎教育的嚴重不足,濃厚的傳統宗教氛圍,社會發展的不均衡,使得新疆不但經濟和社會發展落後於內地,在觀念和意識上的差距更大。不少有過內地與新疆對比經驗的人認為,這種差距鴻溝之大,堪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國家之“南北差距”。同在新疆內部,北疆與南疆,城市與貧困偏遠的農村社會,亦有巨大地域與城鄉梯次差別。地理上的相對封閉和經濟上的貧困落後,使得部分農村地區生活觀念與中世紀的生活觀念並無顯著區別。

搞暴恐犯罪的不一定都是窮人,窮人也不一定是暴恐分子,暴恐犯罪的主體多元,暴恐的原因也非常複雜,這是一個基本的判斷。但窮人、沒文化的人更容易被恐怖分子煽動、利用,更容易去充當炮灰。因為貧窮一般就無法接受良好的教育,通過良好教育達成上升的空間有限。如果沒有出路,或者可能的出路困難重重,有的人就會變得越來越極端,不但很容易被煽動起來,還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由於曆史和地理的原因,南疆許多維吾爾族聚居地方的人均耕地麵積少,許多年輕人沒有地種或不去種地,沒有讀書或不願讀書,常常在街上遊蕩,很容易被裹挾、誘騙乃至煽動利用。現在的南疆地區,和其他民族地區最大的區別,還是就業率和經濟的問題。人均GDP處於全國最低一檔,經濟基礎較差,失業率較高。原本來說,失業率高就該外出打工,但南疆全部地區加起來外出打工的人口甚至不如內地幾個大縣。2000年至2010年間,中國三分之一的縣靠外出打工者匯回來的錢能平衡整個縣的經濟,才不至於流出的現金多於流入現金。而南疆地區打工率之低,不僅與內地相比,即使與其他民族地區相比也是極低的。

“三股勢力”之中宗教極端主義的惡果最為直接,極力鼓吹殺害異教徒;其次是分裂主義,鼓吹驅逐、殺害漢族人。殺異教徒殺漢族人是他們的口號。而的有些措施,特別是經濟方麵的措施,也有時給別有用心的人予以口實。例如,對口支援的項目多由東部的人幹,當地人很少幹,當然也有不願意幹的;對口支援的項目,多為大型城建項目,少數民族民眾得到的實惠有限;東部地區落戶新疆的有些企業,雖然發展了當地經濟,解決了部分就業,但也汙染了當地的環境,破壞了當地的生態,而後者的表現有時可能更明顯,等等。

二、對策

研究對付暴恐的對策,不管是政策也好,法律也好,一定不能理想化、書生氣,一定要接地氣、要實用、講實效,決不能搞花架子。就法律研究來說,打擊暴恐的法律一定要和一般的刑事法律有所區分,無論是在實體還是程序上,都要有不同的思路和操作辦法。暴恐分子相信聖戰、殉教、上天堂更容易,可以使有汙點的人“前科”消��,一舉登天堂,很有吸引力。一旦開始預謀實施,很難防止結果發生。所以,與一般的危險犯不同,反恐的關鍵在於防範、偵查、控製措施。重點不是研究犯了什麽罪判什麽刑的問題——而是諸如對穿奇裝異服、蒙麵、年輕人留大胡子等宗教極端的外在表征如何控製的問題。就拿2015年1月10日新疆自治區決定批準《烏魯木齊市公共場所禁止穿戴蒙麵罩袍的規定》來說,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會有些議論,但這卻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是維護秩序和人權的不得已的選擇。蒙麵罩袍,是一種極具宗教色彩的女性服裝,主要為長袍、頭巾加麵罩,把女性從頭到腳嚴嚴實實地包裹起來,隻露出眼睛。這種裝扮不利於安保部門識別罩袍主人身份,從而給非法極端分子提供了作案機會。再如,對有暴恐犯罪危險傾向的人如何控製、監管的問題,2006年去新疆安全廳、監獄、看守所調研,在烏魯木齊司法部門超期羈押了不少暴恐危險分子,這些人沒有暴恐行為,但言行已經非常危險;或者被有關部門懷疑有暴恐行為,但又查無實據。後來全國清理超期羈押,將這些人都放了。但2009年“7•5”事件時,這些人都冒出來了,成為暴恐的骨幹。這都是要好好研究的問題,這些都是研究新疆暴恐犯罪問題的“真問題”。針對目前新疆的暴恐局勢,筆者提出以下五點對策建議,供有關部門參考。

(一)懲治暴恐法治化

黨的十八報告提出,要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讓法律的歸法律,一切以法律為準繩。樹立法律尊嚴,加強法治建設,是目前最緊迫的工作。這就要求在法治框架內推進反恐工作。

如果不講法治反恐而推行社會運動式的“超高壓維穩”,勢必進一步弱化發展與民生,而將反恐問題民族化,會傷害許多與此無涉的少數民族同胞,把更多人推向對立麵,客觀上隻會擴大極端主義人群的基礎,出現“親者痛、仇者快” 的不利局麵。

不講法治反恐的另外一種極端情況是“法外施恩”。內地人經常將穆斯林日常生活的習慣和宗教文化的要求混為一談,將執行民族政策淩駕於執行國家法律之上,大凡遇到涉及有民族人的事情時,不敢管、不願管、不會管,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一些別有用心者的戾氣。2012年12月3日,湖南嶽陽公安稱處理了一起“價值16萬元”的切糕糾紛,引發輿論反思。警方因為肇事者的族群背景而忽視法律的公平性,隻會增添民族隔閡,適得其反。現在東部個別地方出現的非法實際形成的“民族村”、“民族社區”,成為 “法外群體”,也值得警醒。

在任何國家,觸犯法律、殘害生命都要受到法律製裁,這是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基本價值觀。在我國,懲治暴恐的法治化主要包括:

首先,就是堅持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樹立法治觀念,推動法治實踐,把促進民族團結和宗教和諧、打擊暴恐活動、遏製宗教極端思想滲透作為立法重點,完善刑事立法、司法解釋工作,打擊“三股勢力”侵犯民族風俗習慣、破壞法律實施的行為;盡快出台《反恐法》;提高地方立法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使之更加符合新疆的實際需要,讓民眾享受到更多的“法治紅利”。

其次,司法層麵,要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依法嚴厲打擊“三股勢力”。區分不同情況,采取相應處罰措施,適度控製打擊麵。對犯罪團夥中的首要分子和核心骨幹,主觀惡性極深且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堅決打擊,絕不猶豫。對另一部分僅僅參與過非法宗教活動而無犯罪行為的人群,要注重幫教轉化工作,使得這部分人有重新回歸社會的可能性及現實性。這樣,一方麵打擊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贏得國內民眾與輿論支持;另一方麵高舉“反恐”大旗以贏得國際社會的認可,減少人權組織施加的壓力。

再次,法治反恐,關鍵在落實,尤其是各級黨政官員要帶頭學法、模範守法,不越法律紅線、不碰法律底線,不得違法行使權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以增強對法律的信仰和敬畏,力求形成“反暴力、講法治、講秩序”的法治態勢。

(二)宗教管理去極端化

宗教極端分子不一定是暴恐分子,但據實證調研表明,暴恐分子都是有極端宗教思想的人。極端思想的外在表現常常是穿奇裝異服、蒙麵、年輕人留大胡子、不唱歌跳舞、不抽煙、不喝酒、婚禮不笑、葬禮不哭,所以要采取一係列措施將這種氛圍扭轉過來,恢複正常的社會秩序、傳統的民族風俗習慣。

1.紮實落實去極端化的各種措施

首先,需要開展去極端化大討論,不回避“遷徙”、“聖戰”等敏感詞匯,進行全麵討論與分析,認清極端宗教的荒謬性,增強免疫力,明確宗教極端化的影響,有哪些表現,該如何去極端化。

其次,抓好黨員幹部的對宗教工作的“三不管”(不敢管、不願管、不會管)問題、宗教人士的經常性去極端教育工作,積極推行去極端化宣傳教育,宣傳年輕人不留大胡須、不蒙麵、不穿奇裝異服、不參與非法宗教活動,淨化社會空氣,還原正常民族風俗。

再次,結合日常生活,抓好去極端化工作。一要全麵開展“走親人” 活動,把人民當親人、當朋友,群眾家中凡是婚禮、葬禮、起名、割禮等日常活動,鄉村幹部要主動接觸,喜事祝賀、喪事安撫、大事幫忙、小事參與,寓服務於管理之中,和諧中防止非法宗教滲透。二要加強對婚喪嫁娶等帶有宗教元素活動(寺外民俗活動)的管理,推行免費婚慶樂隊為民送歡樂,開展群眾喜聞樂見的文體活動,草根宣講隊進行宣講,實施“靚麗工程”,戳穿“聖戰,殉教,進天堂” 謬論,扭轉宗教氛圍升溫態勢。對於主動上交“吉裏巴甫”服飾的婦女,可以考慮免費製作發放女性傳統民族服飾。三要嚴格落實“四有”,有宗教活動就有報告備案,有宗教活動就有鄉村幹部在場,有宗教活動就有全過程掌控,有宗教活動按規定內容進行活動,及時溝通,及時反饋,不留死角。四要堅決杜絕超市、商店、賓館等經營場所出現懸掛宗教色彩掛圖、廣告,蒙麵,非法宗教活動,禁煙禁酒,從業人員穿宗教極端服飾等行為,防止宗教升溫助推宗教狂熱。

2.堅持教育為先、幫助為主、化解矛盾、增加基礎,切實做好重點人員和特殊群體幫教、管理工作。要推動重點人員、特殊群體基礎調查常態化、流動化和信息化,掌握底數、納入視線,做好實時、動態管控。要高度重視,切實加強重點人員、特殊群體、幫教轉化工作。

3.切實抓好宗教場所管理,依法加強對清真寺活動的管理,做好清真寺安全防範工作,推進“平安清真寺”建設。以輪台縣為例,該縣有清真寺100多個,200多名宗教人士。現有宗教人士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有1萬多人,占50%左右;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有1萬多人,也占50%左右;宗教人士文化水平和宗教學識水平普遍偏低,難以滿足信教群眾的正常宗教需求,也難以正確處理信教群眾的一些宗教問題。文化水平和宗教學識水平亟待提高。正如調研過程中有一位宗教人士說,“太陽出來了,星星就沒有光輝了”。說的就是愛國宗教人士敢管、願管、會管宗教事務,合法宗教大行其道,非法宗教、極端宗教勢力就得靠邊站,成不了氣候。因此,抓住了清真寺,就抓住了宗教人士,就抓住了基本群眾。也可謂抓住了處理問題的“牛鼻子”。

這些問題的解決很難,但必須做,一點點地去做。

(三)經濟發展注重民生去貧困化

在新疆,暴恐當然與宗教極端、民族分裂有關,原因很複雜,需要綜合施策,但經濟問題可能也是重要的誘因之一。但不能把上海廣州的經驗簡單移植、照搬到新疆來。不但不管用,可能還會對新疆有反作用。比如說,要把新疆的資源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這對新疆跨越式發展是一種反動,因為資源密集型工業不進行產業轉型就不具備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到頭來依然需要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而自然環境已經因資源的過度開采而瀕臨崩潰了,對本來生態形勢就很嚴峻的新疆無疑是雪上加霜,這是無法逆轉的。新疆的經濟發展,需要結合自身優勢探索出一條適合的道路,而不能在GDP的引誘下、數字的要求下去做一些急功近利的事情。

根據張春賢同誌到新疆上任後的第一個工作報告的數據,新疆還有貧困人口227萬人,約占全區農牧民人口的22%。這意味著新疆有227萬貧困人口的問題揮之不去。誠然,貧困不會直接導致產生暴力恐怖活動。即使在貧困人口中,從事暴恐的也僅是極少數的人。但也毋庸諱言,它可能也是一個不穩定的因素,應該引起的重視。經濟的欠發達也為“三股勢力”借機煽動提供了口實。經濟搞好了,“三股勢力”的小恩小惠的好處就不那麽吸引人了,暴恐的人員基礎也就削弱了,外國指責的口實就不那麽振振有詞、理直氣壯了。

因此,圍繞援疆和民生,要加快落實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精神,把實施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機製、生態環境補償機製、資源開發補償機製等旨在使當地各民族群眾得到實惠的政策落實到位,堅決打擊援疆過程中權力尋租、腐敗行為,堅決製止援疆過程中損害當地少數民族利益的急功近利做法,在政策上向邊遠地區傾斜;向弱勢群體傾斜;將更重視農牧業、副業等更易普及、當地人受益更多的小項目,將更重視為當地創造“生財點”和就業機會;盡快改善新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完善社會保障、社會救助、救濟等配套措施,關係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要讓廣大老百姓得到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尤通過發展,惠及民生,“爭取民心”,要在留住人才和留住人心上下功夫,把老百姓的心抓住,從根本上增強凝聚力和向心力,達到新疆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和長治久安的目的。正如習總書記所說,“辦民生實事要循序漸進、量力而行、說到做到,使民生工程成為民心工程。”在疆央企要主動承擔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利用央企強大的教育係統,培養民族現代產業工人和管理者,更要鼓勵民族勞動者創業,在企業創業和就業的少民國家承擔其社保金。同時,大力扶持當地大中型先進企業,培養維吾爾族產業工人隊伍,推動城鎮化建設, 促進維吾爾族社會趨於開放,也是抵禦原教旨主義思潮的根本途徑。

這些舉措將成為新疆政府爭取民心、壓縮暴力恐怖分子生存空間的最好注解,也標誌著黨和國家在新疆維穩思路的更新。

(四)社會建設去封閉化

新疆內部各民族、新疆各民族與全國其他各民族的交流、交融,於新疆的長治久安,仍是非常必要的。措施主要是要鼓勵交流、交融,新疆人到內地上學就業旅遊做生意,內地人到新疆旅遊、上學、工作等,要大交流,決不能采取極端措施排斥維吾爾族人甚至新疆的其他各族民眾,例如針對諸如住店、安檢、坐出租車等製造障礙,有形無形地要將新疆各族人趕回新疆,做到了“三股勢力”做不到的事情。

俞正聲主席第四次援疆工作就提出,新疆人可去內地工作,提的還不夠徹底,可讓新疆人到內地落戶。新疆人也是國家的主人,在哪兒都行,要大交流、大流動、大團結。別動輒就想著把新疆各族民眾擠回新疆。僅新疆的漢族與少數民族團結是小團結,不是大團結。任何交往,團結都必須雙向、以平等為基礎。團結的目的是祖國的統一,團結是手段與目的的統一。

民族人口的流動為東部帶來勞動力、帶來西部文化,同時也增加了包括維吾爾族在內的少數民族的經濟收入,縮小了經濟差距,為西部帶回財富和市場經濟的種種新觀念,促進了經濟發展,增加了各民族相互學習、了解的機會,增強了民族信任、國家認同,應該大力鼓勵和提倡。絕不能因為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一些社會問題,比如東部多了一些帶有民族因素的矛盾和糾紛,加大了城市管理、民族宗教工作的難度;一些極端思想、勢力借機向東部滲透,甚至發生了暴恐案件,而因噎廢食歧視少數民族,甚至針對維族等少數民族采取諸如“拒住”、“拒載”、“拒賣”以及在安檢時 “特殊照顧”等傷害民族感情的極端措施來限製民族交流。為了更好地推動和保障內地和新疆的民族交流,鼓勵新疆青年到內地就學、就業,建議:一方麵,人口輸出地政府要加強對外出務工人員的行前培訓,加強協調服務,必要時派出幹部配合輸入地政府的工作。另一方麵,輸入地政府要樹立民族平等思想,要向幹部群眾宣講民族知識、民族政策,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與文化傳統,並從勞動就業、子女入學、醫療保障、法律援助等方麵逐步實現流入人口的市民待遇,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照顧他們的合理要求;同時也要加強法律、政策的宣傳教育和依法管理,不能消極應付、放任自流,不能對違法行為采取“息事寧人”態度,不能允許任何人以“民族”身份規避或抗拒法律的實施。要把外來人的社會活動引入到城市現有的社團、社區中來,防止形成體製外的所謂“民族村”、“民族社區”、“民族團體”。

不但要促進內地和新疆的民眾交流,還要製定新疆幹部特別是少數民族領導幹部去內地掛職、任職,可能帶動一大批人的就業、就學。為了淡化宗教氛圍,營造良好改造環境,甚至服刑人員也可到對口支援的地方服刑,環境有利於教育、轉化。

(五)文化教育去愚昧化

蒙麵、不唱歌跳舞、不抽煙、喝酒、婚�不笑、葬禮不哭,不是新疆的特色,也不是維吾爾族的特色,是中世紀的東西,是落後的東西,要針對信教群眾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做紮實的、滲入到田間地頭、葡萄架下的說服工作,要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主張宗教的與時俱進,與文明接軌。為什麽有的年輕人被三股勢力煽動、蠱惑、洗腦幾小時就能變成惡魔,因為有的年輕人是單純的,是一張白紙,而在上麵沒有畫過一條線,沒有施加過影響。工作的缺失可能也正在此,在意識形態的,在科學技術方麵的,可能都做得還不夠。三股勢力,可沒有閑著,此消彼長,結果不難想見。這是爭取下一代的宏大問題,暴恐分子“打而不絕”是因為根子沒打掉,土壤也還在,教育的發展、去愚昧化是對暴恐犯罪斬草除根的必然要求。

思想和意識形態方麵的教育工作是遏製恐怖犯罪的有效之策;在反對分裂主義思想與意識形態方麵的任何收效,都會削弱或壓縮恐怖犯罪的空間。雖然全疆各地都發生了一些暴恐案件和騷亂,但少數民族群體中,真正把這些問題看透的不多,還是聽信謠言與同情暴恐分子的居多。這就要求:首先,加強青少年在校的國民教育,循序漸進地推行雙語教育,將雙語教育提高到反恐維穩、維護安定團結和改善新疆各族人民切實利益的戰略高度,推動科技、文化知識教育,推動就業培訓教育,以科技文化知識入腦入心對付三股勢力邪惡、愚昧的“洗腦”。其次,對群眾的經常性教育要在各項工作中居於重要位置。要使廣大群眾真正認識到搞分裂的人,實際上是一小撮為了謀求個人權利的政治投機分子。他們打著“為民族”、“為宗教”的旗號,其實是為了欺騙蒙蔽群眾、獲得群眾支持,讓群眾成為他們搞恐怖活動、實現他們政治目的的工具。在調研中,不少幹部群眾認為:“有暴恐分子看了一夜光碟就成了殺人犯”。認為,暴恐分子的“一夜形成”,是違反認知常理的。恐怖犯罪的思想不是看了幾次錄像視頻就形成的,而是相當長時間的“洗腦”、潛移默化的思想滲透。其三,對自治區高校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對宗教人士,要加強教育,扶持正氣,培養一大批有國家意識、法治意識、公民意識、民族團結意識、良好專業知識、人格魅力,在關鍵時刻能站穩立場的高級知識分子和宗教人士,並且通過電視、網絡等平台,為他們建立社會影響力,通過他們引領維吾爾族社會思潮,倡導現代觀念、文化,澄清消除民間謠言,在發生突發事件或重大事件時,傳遞正確信息,引導民眾輿論。

這“五化”既是新疆反恐維穩工作的重點,也是反恐問題難中求解的著力點。

(賈宇,西北政法大學校長、反恐怖主義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